【媒體解讀】廣州新施行的首席數據官制度，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上月末，《廣州市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正式印發實施，象征著廣州的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進入實質性階段。　　根據《實施方案》要求，今年內廣州要初步組建起市級、市各試點部門、各試點區的首席數據官隊伍；2022年要組建起市、區兩級及市各有關部門的首席數據官工作隊伍，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規范化、制度化。　　從試點到全面鋪蓋，只規劃了不到兩年時間。快速落地執行，讓人不禁好奇：“首席數據官”究竟是個怎樣的崗位？與企業相比，政府部門設置的首席數據官承擔的職責有哪些不同？它的設置，又將會怎樣優化城市治理、從而切實改變人們的生活？　　“實施首席數據官制度是一個‘小切口’，未來將撬動廣州數字化發展尤其是數字政府建設的大變化。”在廣州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副局長梁文謙看來，首席數據官的設立，一方面將推動城市治理走向更高效、更精準，另一方面將通過多場景的探索應用充分發揮數據的商業價值，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賦能廣州數字經濟發展。　　打破“孤島”　　數據流轉效能更高　　白云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問鼎2020年全球第一、總里程全國第三的廣州地鐵穿梭在城市各個區域、全國客流量首位的廣州南站迎來送往各地旅客……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加速著生產資源在廣州流轉匯集。　　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200萬的廣州，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流量之城”。而在“看不見的世界”，龐大的數據資源也在廣州流通交換。“目前，廣州市政務信息共享平臺日均交換數據超6700萬條，匯集數據超過239億條；市數據開放平臺開放1492個數據集、1.43億多條數據。”梁文謙透露。　　當數據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生產要素的一份子，如何利用好這些數據、將其價值實現最大化，成為廣州要思考的課題。而在此之前，要先解決各級部門在公共數據資源管理工作中存在數據資源統籌力度不足、數據回流渠道缺乏、采集標準不統一等問題。　　“過去，每個部門是通過圍繞自身業務來開展信息化和數字化的建設，它能解決自己的業務問題，但是這個數據它要素是不完整的。”梁文謙表示，首席數據官制度的推出，就是圍繞著數據要素的各個角度，重新對政府部門的業務數據進行梳理，推動數據質量的進一步提升，“換個角度來說，質量提升了，數據的價值就會提升。”　　作為“新上任”的海珠區首席數據官，海珠區副區長孫偉已經有了自己的理解。　　“首席數據官就是通過相對高規格的協調機制，打破各部門間的數據壁壘，讓數據在政府的各個部門之間流動起來，從而產生更大的效益。”孫偉認為，一名合格的首席數據官在推動數據的集中管理，包括數據的融合、數據互通和流動方面，都應有著較強的協調能力。　　談及接下來的工作計劃，孫偉透露，海珠區將進一步建立首席數據官工作體系，健全制度和基礎、工作機制。　　“依托我們自己的、全省首個建成的數據中心，讓政府各個部門的數據都能夠流通進來。數據進來了以后，再讓這些數據能夠有對應的場景應用。有了這些場景應用，數據就會變成鮮活的資源，真正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他介紹道。　　記者了解到，廣州將于9月組織首次首席數據官全體會議，屆時會同步開展首席數據官培訓工作，依托首席數據官推動數據資源管理，促進各區、各部門之間工作的協同聯動。　　場景革新　　數據應用更為多元　　首席數據官這一職位，此前多存在于企業中，早期主要負責企業內的數據管理。如今這一職位被引入了政府部門，其發揮的作用也相應產生了變化。　　在今年廣東省發布的《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中明確，首席數據官的職責范圍包括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統籌數據管理和融合創新、實施常態化指導監督、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四大方面，這就意味著首席數據官并非只做“幕后工作”。　　“首席數據官是一個新的制度，這個制度的落實將會大幅提升政府部門間的協同辦公能力和對外服務能力。”梁文謙表示，“如果數據在政府內部的流轉更順暢、數據更充分、質量更高的情況下，很多市民的個人辦事服務，由于數據已經實現了共享，審批效率自然就會提升，從而優化用戶的體驗感。”　　從數字政府建設到數字生活，首席數據官制度所釋放的紅利，未來將以“潤物細無聲”的形式，推動著廣州的城市數字化發展水平提升。　　此次印發的《實施方案》中明確了全市33個試點單位，其中便包括了海珠區。在這里，以首席數據官牽頭的探索已經陸續鋪開。　　“近期我們正在推進建設廣州塔景區的數字化智能化管理平臺，將來通過這個平臺以及配套的感知系統，可以做到整個廣州塔景區的人流、物流的可感知、可視化、可調動，從而極大提高景區的現代化的管理水平。”孫偉說，海珠區還通過開發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管理平臺，幫助基層工作人員高效完成新冠肺炎疫情的排查工作。　　梁文謙則提到，金融部門的首席數據官制度也將為中小企業的融資帶來積極影響，“通過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推進企業信用數據的深度融合，金融行業管理機構能夠快速建立企業信用評價和評分體系，依托企業良好信用記錄獲得信貸資金，大大縮短貸款審核時間。”　　完善機制　　數據安全更有保障　　“對數據要素而言，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在于它的價值怎么能夠對外輸出。”在梁文謙看來，數據是城市數字化建設的生命力來源。　　政府部門所掌握的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對企業掌握的社會數據的有力補充，但也往往伴隨著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席數據官就是數據安全保障的防護人。　　“前期我們在開放數據方面，是將公共數據經過脫敏以后開放，但是很多企業反饋這些數據脫敏以后沒有什么價值。所以這就需要我們通過首席數據官與企業對接，更好地發揮數據的作用。”梁文謙提到，接下來廣州將通過構建數據開發平臺，在安全可控的基礎上，將數據與市場相結合，從而把數據價值轉化為商業價值。　　孫偉也表示，海珠區將結合互聯網企業集聚的優勢，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推動與企業間的數據交流互通以及開發利用方面的合作。“我們將數據安全擺在突出位置，甚至是擺在首位。”他強調。　　一系列謀篇布局之下，首席數據官制度在廣州的落地有了初步的“路線圖”。為了避免制度變成“紙上談兵”，廣州還通過創新設置首席數據執行官，協助市首席數據官開展工作。　　《實施方案》則明確，要由市“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對首席數據官任職期間的履職情況進行考核評估和激勵引導，并納入市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年度考核測評內容。　　今年年底前，廣州還將建立相關配套機制，包括首席數據官聯席會議機制、工作專報機制、述職報告機制、考核評估機制等配套機制，以保障首席數據官工作高效運行。　　此前，廣州陸續通過推動《廣州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立法工作、加快制定《廣州市公共數據管理規定》、研究起草《廣州市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行動方案》等實踐，從頂層設計層面加速推進“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設。　　隨著首席數據官制度的深入實施，廣州也進一步促進數據由資源向要素轉化，加速公共數據資源共享開放，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首席數據官制度通過推進數字資源的集中管理、數字資源的體系化和數字利用的規范化，讓海量的數據賦能實體經濟、民生服務、社會治理、城市管理，不斷提高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建設水平，讓企業和群眾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孫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