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學是廣州市科技創新發展項目全過程管理簡政放權改革的首批試點單位。其作為該項目共建單位，以市財政每年投入140萬元為引導，學校每年投入1140萬元參與到市校(院)聯合資助項目。

　　“市校(院)聯合資助項目”模式是廣州深化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措施之一，為廣州首創。2020年，廣州市科技局聯合在穗高水平大學、登峰醫院及社會組織共同出資設立了市校(院)聯合資助項目。

　　近年來，廣州在深化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方面，做好“加減乘除”，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科技創新，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強市，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動科技創新賦能老城市新活力。

　　市校聯合撬動社會資本支持基礎研究

　　在暨南大學，市校(院)聯合資助項目有一套創新模式。“因為是屬于‘放管服’改革項目，我們可結合學校實際情況自行制訂方案。學校設立了多種項目支持類型，包括醫學+X交叉項目、自由探索項目、學術帶頭人培育計劃項目等，以期更好服務于學校科研人員，提升暨南大學原始創新能力。”暨南大學科技處朱星諭介紹。

　　也就是說，暨南大學先篩選出一批符合廣州市經濟社會發展和學校學科建設需求的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項目，通過2年培育，讓這批科研項目更加成熟，力爭涌現出新成果、培育出更多科研人才。

　　“與傳統申報項目方式相比，該項目的優勢在于，因對本校老師的科研基礎、研究水平較為了解，在項目管理過程中更具有針對性和系統性。從而把有限的科研資金用到刀刃上，提高科研項目管理水平和財政資金使用績效。”朱星諭說。

　　實施以來，該模式在帶動暨南大學學校學科建設全面發展、促進人才培養、提高原始創新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截至目前，學校進入ESI全球前1%學科總數增至13個，數量位列廣東省高校第2位。2021年，陸偉剛教授和李丹教授課題組、尹芝南教授團隊的科研成果先后刊發在《自然》雜志上。

　　朱星諭透露，學校計劃在原有分類支持基礎上新增一個原創探索計劃培育項目，重點支持“從0到1”的原始創新。通過“放管服”改革，讓老師們擁有更大自主權，有底氣、有信心沉下心來探索。

　　“2021?年，廣州投入市財政經費1934萬元，撬動共建單位配套投入超1.38億元。預計5年市財政經費投入近1.2億元，引導撬動社會資本投入基礎研究超8.5億元。”廣州市科技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加減乘除”推進“放管服”改革

　　如果說，創新與試點并舉，在改革舉措上做“加法”，激發了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那么，松綁與激勵并行，在經費管理上做“減法”，則徹底“松綁”了科研經費使用，讓科研人員不再為經費使用困擾。

　　2020年6月，廣州首批科技計劃項目經費“包干制”改革試點在基礎研究領域啟動。這項改革充分賦予項目負責人對科研經費的支配權，取消項目經費具體科目預算，所有項目經費由項目負責人按規定自主用于項目研究。首批“包干制”試點惠及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項目達1993個，涉及財政資金近1億元。

　　“此舉起到了經費使用監督作用的同時，極大減省了科學家花在財務報表上的精力。”一高校科研人員大大點贊。

　　與此同時，廣州遴選支持一批基礎研究優勢明顯的高校、科研院所作為科技計劃項目管理的“下放組織單位”，充分賦予各組織單位遴選立項?、全過程管理和結題驗收等權限，允許自主管理項目。率先探索試行合作共建新型研發機構經費使用“負面清單”，通過“負面清單”設置“紅線”，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各機構自主科研活動的干預。

　　廣州市科技局局長王桂林多次表示，廣州的科技創新路徑為從科學到技術到產業;創新模式則以“科學引領產業”來實現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通過基礎性研究，從源頭獲取發展新動能。

　　為了加強源頭創新，廣州下了功夫。除了“加減”法，廣州在優化服務上做“乘法”，包括實現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業務辦理“零跑動”，率先大幅縮短工作許可審批時限等。

　　在監督管理上做“除法”。取消對單個項目的微觀管理，轉為考核高校科研院所的整體宏觀績效;建立科研誠信承諾、審核、信息共享等管理工作機制，加強市科技計劃項目全過程科研誠信管理;把勇闖無人區的探索與故意違法違規行為區分開來。

　　科技改革釋放新動能。《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穗深港創新集群”連續兩年排名全球第2位。廣州市“自然指數-科研城市”全球排名從2018年第25位躍升至2021年第14位，國內城市排名從2015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4位。（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