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在要素流動中實現一體化發展“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2021”在京廣同步舉辦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承擔著率先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使命。　　12月1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和廣州市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2021”在北京、廣州通過視頻連線同步舉辦。本次論壇以“邁向新發展格局的中國經濟與大灣區發展”為主題，來自國內外近30位專家代表，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齊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討邁向新發展格局的中國經濟與大灣區發展。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在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相當于雙循環的銜接帶，這里是全球金融、技術、人才競爭的最前沿。未來，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對接、規則銜接，促進各類生產要素便捷高效流動，在大聯通中走向協同一體化發展。　　創新機制??推動各類要素自由高效流動　　邁向“十四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承載著重要的使命。　　“伴隨著中國城市群的興起，將是技術與區域發展相結合的良機。”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創新和數字化司司長馬爾科·卡米亞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借此機會強化生產集群和價值鏈，并將城市群和全球供應鏈聯系起來，繼續成為創新和經濟活力的源泉。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郭躍文指出，廣東要以實施“灣區通”工程為抓手，推動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推進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推動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重大合作平臺加快建設，不斷增強廣東經濟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日益便捷的交通網絡不斷拉近大灣區內部城市間的距離。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廣州城市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覃劍認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應加快推進都市圈內和都市圈間交通一體化、珠江東岸和珠江西岸交通一體化、內灣地區和外灣地區交通一體化，促進不同交通網絡實現多網融合和智慧共享，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大聯通的新格局。　　從基礎設施“硬聯通”到體制機制“軟聯通”，銜接和流動是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必要條件。　　“區域一體化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而灣區則是區域發展的高級形態。”暨南大學發展規劃處處長、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院副院長顧乃華認為，協調發展是灣區經濟的內在要求，推動相關要素便捷流動，是推動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要求。　　在顧乃華看來，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前店后廠”，到現在全方位的開放，體制機制創新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口。因此，要牽住體制機制這個創新的“牛鼻子”，破解灣區發展的堵點和瓶頸。“要遵循要素流動的發展規律，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體制機制堵點，對內形成各方可接受的合作規則，對外形成引領示范的國際規則。”他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同樣認為“流動”在大灣區很重要。他認為，可在深圳口岸經濟帶與香港北部都會區探索長遠規劃的對接，建立聯通港澳的科技市場體系，促進粵港澳科技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形成創新協同的共同市場，并利用好前海、橫琴兩個合作區，率先實現跨境“流動性”和科技市場一體化。　　“大灣區對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有更高的要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臺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說，要注重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引導政務服務標準歸一，強化環境公平透明預期，理順優化營商環境的機制問題，破解提高營商環境水平的痛點問題。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曾智華提出了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實施路徑：以市場為主導，充分發揮每個城市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形成差異化發展，并相互借鑒學習先進的經驗。　　“加強基礎設施和制度上的一體化，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完善法律法規，降低制度成本，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促進貨物、資金、技術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以及與世界市場的連接，打造一個世界一流的自由港。”曾智華表示。　　城市協同??廣深共建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縱觀世界四大灣區，唯獨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四大中心城市，把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定位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　　廣州市社科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躍國說，粵港澳大灣區擁有4座中心城市，存在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一般城市等多種城市類型，區域內市場化水平普遍較高，基礎設施完善，互通互融意愿強烈，有實力也有能力打造成內地與港澳合作共贏的樣板。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肖耿看來，深圳河兩岸，北面是內地的制度，南面是香港的制度，北面是“河水”，南面是“海水”。而大灣區則是兩套體制并行的銜接帶，要成為制度多樣化與制度創新的沃土。“作為銜接帶中的一員，香港是面向世界的超級聯系人，具有最好的條件與全球開展貿易合作。因此，香港和內地兩套體系要同時并行，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和跨國公司來到大灣區。”他說。　　“我們要尋找香港與大灣區的新經濟合作模式。”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教授葉嘉安表示，在大灣區的背景下，香港要成為科技創新中心，香港和珠三角的關系要從“前店后廠”轉向“前臺后室”的新區域合作模式，即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在內地設“前臺”開辟市場，其則作為“后室”提供生產性服務。　　因此，葉嘉安建議，要讓珠三角高新科技企業更好了解香港的高新科技，進一步優化香港研發環境，完善其上游創新能力，使其與珠三角的中下游互補性創新環節更好地銜接，香港必須致力發展原始創新和本地的高新科技產業，鼓勵在香港發展從0到1以及從1到100的新創產業到珠三角投資設立高科技企業。　　同時，香港生產性服務業應以“前臺后室”的區域合作模式，抓住珠三角商業機遇，通過智慧灣區建設、商務簽證與過境柜臺促進包括人、貨物、資金、數據和信息等多種生產資源的跨境便捷流動，促進香港參與大灣區的高新科技產業發展。　　澳門城市大學協理校長、葡語國家研究院院長葉桂平則表示，應結合澳門與葡語國家的聯系，建設好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共商、共建、共管、共享過程中，澳門可以從高新技術、大健康、現代金融以及文旅、商貿、會展等服務業作為切入，進一步促進資源融合，在更好服務‘雙循環’中扮演精準聯系人的角色。”葉桂平說。　　廣州和深圳作為大灣區的兩大極點城市，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相互流動頻率高，協同合作最為密切。　　郭萬達將廣深發展模式類比為美國的波士頓模式和硅谷模式。他指出，廣深“雙城”應共建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著眼于成為創新資源集聚的樞紐、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的突破區、新興產業的創新策源地、科技成果轉化的示范區以及大灣區開放創新先行區。　　“廣深聯動可為地區間合作提供示范。”在曾智華看來，廣州、深圳應大力發展各自的產業和區位優勢，形成有機銜接、優勢互補、相互支撐的體系，推進制度和基礎設施層面的深度融合。同時，在大灣區的總體規劃下，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融合，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吸引一流人才、技術和資金。“最終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帶動周邊中小企業發展，實現公共服務的均衡化。”曾智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