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要貢獻“中國規則”
11月26日,“新起點·新平臺·新活力:推動粵港澳深度合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2021年度論壇”在華南理工大學召開。北京、上海、天津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地的著名學者齊聚一堂,從規則引領、廣深聯動、人才國際化等角度,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更開放、更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論壇現場
此次論壇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社科聯、華南理工大學聯合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與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聯合承辦。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和大灣區等地的著名學者,以及廣州、深圳市直機關單位代表、廣州市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代表、華南理工大學師生等近150人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參加了會議。廣州、深圳兩市社科聯在會上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華南理工大學負責人表示,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的“排頭兵”,華南理工大學扎根灣區、服務灣區,從“星期六工程師”到“科技特派員”,從共建校企聯合研發中心到沿大灣區核心城市布局“五院一園一室”,從港珠澳大橋、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到廣州塔、海心橋,很多重要時刻、重大工程和關鍵領域都閃耀著“華工人”的身影和智慧。接下來,華南理工大學將全力支持廣州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向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加速前行。
廣州市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本屆論壇旨在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戰略部署,進一步推動大灣區內各城市協同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智力支撐。她表示,廣州市社科聯與深圳市社科聯簽署戰略協議,將為形成人文社科界“雙城聯動”的良好機制奠定重要基礎。
大咖發言 坐而論道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
規則就是生產力
粵港澳大灣區要引領在前
“中國成長為世界出口大國、商貿大國,應歸功于開放二字。”鄭永年表示,中國正處于史上“第三次開放”的關鍵機遇期。他說,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與廣州、香港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密不可分,在這第三次開放里,粵港澳大灣區將繼續擔當領頭羊的角色。
粵港澳大灣區要如何達成進一步發展呢?他認為,交通與基礎設施的互利互通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規則對接。
“規則就是生產力。”這是鄭永年最近提出的一個觀念。他解釋說,中國作為貿易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很大,但尚需變“強”。在第三次開放過程中,我們除了學習接受既定的國際規則,也要爭取去創造規則、去向世界貢獻新的規則,最終走向又大又強的發展道路。
鄭永年觀察到,粵港澳大灣區不乏強大的研究機構、科技公司,內部規則完備,卻一直沒能帶著自己的規則走出去。為此,他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從借鑒港澳的規則經驗起步,通過醫療系統、國際裁判系統、國際知識產權系統、消費者權益保護系統、社會治理系統等多方面融合對接,最終形成一套為世界認可乃至影響世界的大灣區規則。在具體操作層面,鄭永年建議橫琴、前海、南沙三地應統一步調,起到先進規則的融合示范作用,以點帶面,最終引領國家的進一步開放發展。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王昌林:
粵港澳大灣區進入
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新階段
王昌林表示,可以從集聚創新要素資源、促進創新創業、加強應用場景建設三方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創新。他說,粵港澳大灣區比世界其他著名灣區的面積都要大,在56萬平方公里內,常住人口將近8600多萬,經濟總量11.9萬億元,人均生產總值達2萬美元,“應該說進入到了推動經濟深度繁榮、高質量發展,以及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一個新階段。”
在此高質量發展階段中,王昌林提出一個核心條件——創新,打造中國開放發展的引擎。他以硅谷為例,在4800平方公里內,310萬人口的人均年收入高達15萬美元。“我們要看到經濟發展質量、創新驅動水平方面的發展潛力。”他為此分享了幾點建議。
王昌林表示,廣州、深圳以往以吸引內地人才為主,下一步應更多集聚國際化人才。要從全球吸引人才,必須建立更加開放的人才流動制度。他建議,一可打通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包括廣東城市與香港、澳門之間人才溝通機制;二可開展技術移民試點工作,加大引進國際人才的力度,把目光投向歐洲、日本、印度等不同地方,吸引各路英才來創新創業,培育國際化的人才沃土。
王昌林滿懷信心地說,只要能更好地集聚國際英才,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在世界科技版圖中占據更耀眼的位置。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
“流量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已見雛形
“廣州和深圳的關系,就像美國西岸的舊金山和硅谷之間的關系。”陸銘表示,不管從地理位置之間的差別,還是從城市功能的錯位競爭角度來講,廣州和深圳的關系都非常像舊金山和硅谷的關系。有了這樣的認知,就可以更好地發揮廣深兩城之間的比較優勢,進行錯位發展。
陸銘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廣州和深圳之間,應進一步加強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溝通,加強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建設,以此打造世界級的城市群和都市圈。
“當前中國正在進入需要跨越行政邊界的都市圈發展階段,我相信在廣州和深圳所展開的實踐,能夠為下一階段中國跨行政邊界的都市圈建設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方案,助力整個中國新發展格局的發展。”他指出,其中關鍵在于突破既有的行政邊界在城市規劃、土地、戶籍等方面的掣肘。首先,他希望通過深化改革,在基礎設施方面以軌道交通促進廣深之間的一體化進程,形成一個更大范圍的廣深都市圈,“如此一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能級就會得到一個超越式的提升。”
陸銘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已處于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對廣州而言,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既是使命,更是機遇。他對此提出四點觀察:第一,廣州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流量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雛形已經形成;第二,廣州具有產業鏈高度一體化、產銷協同、產銷互促的樞紐型商貿中心的特征;第三,廣州在城市空間結構優化基礎之上,建設國際消費服務中心正當其時;第四,廣州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在外來人口市民化過程中,能夠產生人口集聚與社會融合協同發展基礎上的消費服務中心化。
在上述的優勢基礎之上,陸銘建議廣州加大文化產業發展力度,提升整個城市的能級、品質,以及對人才的集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