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新發現：部分陶器來自南海窯陶器由佛山經水路到廣州補給后遠銷海外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再添新證據　　今年以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肖達順除了考察“南海I號”上出水的陶器外，還要經常去佛山南海窯（奇石窯和文頭嶺窯）整理發掘資料。他說，這些遺存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證，他希望能通過考古工作證明其價值，幫助它們申報為省級或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肖達順告訴記者，經過一年來的發掘整理工作，他有了不少新認識，如證明了“南海I號”沉船上的陶罐有很大一部分產自南海窯，并且很多都有印戳或銘文。“它們從佛山南海窯場被裝運到廣州，很多貿易商船在這里進行補給，這為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也增添了新實證。此次考古還發現，在南宋中晚期甚至是元明時期，廣東窯場依舊薪火旺盛。這個發現將改寫廣東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他說。　　“南海I號”貨物構成新發現：　　部分醬釉大罐來自南海窯　　肖達順向記者介紹，“南海I號”陶瓷器產地確認，關系到這艘南宋沉船船貨的來源構成，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課題之一。這些年，他和團隊一直在對“南海I號”上的陶器進行研究。　　在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副院長指導下，肖達順發現“南海I號”沉船出土的大量醬釉罐與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地層以及佛山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出土的醬釉大罐十分相近，他解開了近幾年的疑惑：“南海I號”沉船上的醬釉罐就是來自南海奇石窯。“過去業界一直認為，‘南海I號’上的陶罐是來自福建的磁灶窯，船上的陶瓷器是從福建裝滿貨物順風向西南經過臺山陽江之間的海域沉沒。這次我們的發掘證明這種看法是錯的。”南海奇石窯出土的陶片，外觀上的印花和“南海I號”的陶片極為相似　　從2021年9月開始，肖達順聯同佛山市博物館等單位到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址進行調查，其間對幾處破壞嚴重的遺址點進行搶救性發掘，經過1年的考古最終確認，“南海I號”沉船、南越國宮署遺址上的此類醬釉器均來自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　　肖達順告訴記者，之前，“南海I號” 沉船出水醬釉器多被認作是福建泉州磁灶窯產品。但隨著考古發掘工作深入，個別船艙出土大量類似醬釉大罐，其中一批大罐無論是器型、 釉質釉色、胎質胎色還是印刻字符的制作技法等，與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宋代標本非常相近。尤其是“南海I號”出水相關大罐有自銘“酒墱”“玉液春”的戳印信息，這與南越國宮署遺址發現的宋代廣州州衙附屬建筑基址出土同銘“酒墱”等大罐高度一致。　　通過便攜式XRF分析儀對“ 南海I號”的部分醬釉大罐進行分析對比，結果再次表明，其中相當一部分的產地正是佛山南海奇石窯或文頭嶺窯，同時又與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地層出土的同類產品關系密切，這在“南海I號”的貨物構成研究中是一個重大發現。　　南海窯與廣州有“傳承”：　　北宋廣州陶瓷業已轉向周邊　　肖達順表示，佛山南海奇石窯與文頭嶺窯（早年稱南海官窯）共同代表南海區內宋代兩大窯場，有別于盛名明清的石灣窯。這一次通過搶救發掘，考古隊清理了兩座龍窯和一處作坊遺址，這次考古中清理的龍窯也是研究廣東陶瓷史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證據。通過對窯場地理布局和出土器物的分析發現，南海奇石窯與廣州西村窯存在明顯傳承關系。這表明，在北宋時期，廣州的陶瓷產業已經開始向周邊進行轉移。“南海I號”出水陶罐上的印花　　肖達順和調查隊在南海窯周邊采集大量盆、罐類器物，其中盆類有印花盆、褐彩盆和擂盆等；罐類大小類型多樣，其中刻印姓氏宅號的醬釉大罐更是與“南海I號”高度一致。還有大量杯口執壺、行爐、獸足爐、各式器蓋、魂壇等。釉色以醬釉為主，青釉器也不少，正如往年調查發現的青釉褐彩碗等，與廣州西村窯、沙邊窯基本一致。　　他分析，北宋時期，廣東窯場已普遍使用斜坡龍窯，并使用匣缽裝燒技術，保證產品質量，而奇石窯則更重產量，可見該窯址的外銷市場十分龐大。在產量大增的同時，資源消耗也比較大，這也證實了史料記載：在北宋時期，燒窯都只能在廣州城區周圍，到南宋時期窯場已經開始向佛山里水、和順、獅山以及三水轉移。“因為在過去的工藝下，燒制陶瓷資源消耗大，包括瓷土、燃料（樹木），這意味著陶瓷產業必然布局在廣州周邊。”　　肖達順說，奇石窯毗鄰廣州，經東平河道直通廣州，走水路便捷，因此奇石窯的產品便通過廣州這個貿易港口遠銷海外。　　出土南宋中晚期風格陶片：　　競爭激烈商家爭相“蓋戳”　　這一年在南海窯的考古，肖達順也有不少“意外驚喜”——發現了大量戳印有紀年、姓氏、地名、吉祥語印記款的殘片標本，并出土了大量南宋中晚期風格的陶片。這表明，奇石窯一直綿延到南宋甚至元明時期。“這個發現將改寫廣東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　　肖達順表示，從調查采集遺物來看，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兩者時代應該相當，都大致盛燒于兩宋。兩者都生產“南海I號”同類醬釉大罐，且奇石窯的罐肩有刻印字款和印花紋年號吉語。肖達順在南海奇石窯考古發掘現場　　據介紹，“南海I號”同類醬釉大罐還有乾道和淳熙年號紀年款，由此可知，南海窯至少燒至南宋中晚期甚至元明時期，并且至少到南宋中晚期還有龐大的規模。以奇石窯為例，長達二三十米的階級龍窯一次即可燒制幾萬件陶瓷，一年下來的產量可以達到數十萬件。“加上在新加坡、日本等地也曾發現這兩個窯口元明時期的瓷器，說明兩個窯口的燒制時間下限可能更久。” 肖達順表示，過去學界一直認為南宋時期中國陶瓷業的中心已經轉移到江西或福建。“這一次考古，為南宋晚期廣東陶瓷工業的產業化水平和廣東陶瓷外銷路線提供了證據，意義重大。”“南海I號”出水的印花陶罐　　據肖達順介紹，在奇石窯出土的殘片中，有大量的青黃釉、醬褐釉或醬黃釉的四耳大罐（埕），耳與耳之間多有戳印的印記款。這些印記款的文字有陽文也有陰文，文體多為楷書，多為長方框，有的外面還套上圖案花紋裝飾，有的純為花形圖案，十分有特色。這些款識中，有表示紀年的如“政和六年”（北宋）；表示姓氏的如“岑宅”“潘宅 ”；表示吉祥語的如“大吉”。 肖達順告訴記者，在器物上用戳印款的做法在宋代磁州窯就有，款識的書寫與裝飾形式與奇石窯相似。“這種戳印款是當時各窯場、窯坊為擴大銷售范圍而采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即打出自家店號，公開、公平地競爭 ,這也側面說明了當年廣東陶瓷行業競爭之激烈。”　　訂制陶罐隨船出海：　　廣州是海絲起點再添新證據　　肖達順介紹，“南海I號”的醬釉陶罐不是純粹的貨物，同時還是生活用器，多作盛儲酒水食物器用，尤其以自銘“酒墱”最為突出。而“酒墱”類大罐又大量出現在南越國宮署遺址中。由此可推斷出奇石窯、文頭嶺窯與廣州的關系，即：南海的陶罐是廣州官方或宗族大姓酒坊所訂制，并通過珠三角水道交通到達廣州，商船在廣州進行出海前的補給，或是接受官方宴請饋贈，最后這批陶器隨船出海。“這解決了學界對‘南海I號’最后離岸港口是否到過廣州的爭議，也為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增添了新證據。”　　肖達順表示，關于南海窯的考古整理仍在進行中，希望能為破解“南海I號”謎題提供更多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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