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高畦深溝與基塘農業凝聚廣府農人智慧 如今科技開啟都市現代農業新篇章

　　無人機、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算法……很難想象，這些當前炙手可熱的前沿科技，不僅應用在車水馬龍、燈火璀璨的繁華都市中，也運用在廣州的田間地頭，成為農業文化不斷演進的生動寫照。廣州農業文化歷史悠久，從4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到近代基塘農業、商品農業，再到都市現代農業的創新探索，無不展示廣州人務實包容、敢為人先、勇于創新的精神。

　　從化艾米稻香農業園位處城區，也在風云嶺森林公園內，這里種植著生態水稻，已經成為一個能夠服務市民的休閑空間和讓市民深度感受和參與耕地保護與生態修復的窗口。

　　資源豐富 歷史悠久

　　一架載著近20公斤稻種的農業無人機在稻田上空來回穿梭，自主規劃路線，自動識別田埂、溝渠、電線桿等復雜地形及障礙物，幾分鐘就絲滑、高效地完成6畝地的水稻飛播，效率是傳統人工的50倍。這是今年3月初在廣州黃埔區九佛街蓮塘村的極飛超級農場里的場景。

　　有人驚嘆，這簡直是一場科技展示。實際上，近年來，依托AI、無人機、無人駕駛等先進技術，傳統農耕場景正變成一部科技大片。

無人駕駛收割機收割水稻。

　　四千年前已栽培水稻 秦漢高畦深溝傳至今

　　在越秀山木殼崗上，根據“五羊銜谷”神話傳說創作的五羊石雕，是廣州的城市標志之一，也是廣州人對農業豐收美好向往的見證。明末清初廣東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寫道：“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為石。”正是這一傳說，廣州別名“羊城”“穗城”。

通草畫中廣州農事場景。

　　廣州地處南海之濱，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農業文化歷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廣州先民就在這片土地上從事漁獵、種稻等農業活動。2015年盛夏，考古人員在廣州黃埔九龍鎮湯村茶嶺一帶發現了大量灰坑堆積。經過科學測定，這些堆積竟然是4400年前留下來的水稻碳化遺存，也是迄今為止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土單位明確、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實物遺存，證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廣州先民可能已經開始種植以粳稻為主的栽培稻，開啟了漁獵采集向原始農耕的轉型。

廣州飛鵝嶺遺址，先民過著漁獵、采集的原始農業生活。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南征百越，南下的數十萬軍民構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帶來了鐵鋤、鐵鐮、牛耕等先進的“硬核”技術。趙佗更是中原農耕技術的“推廣大使”。這位北方人在建立南越國后，大力引進中原先進的農具，還教本地人耕種、灌溉等技術，改進了嶺南的農耕模式。正是因為這些技術革新，漢武帝時期，南越國已能承載百萬人口的糧食需求。

　　漫步今天的海珠濕地公園，一個個“小島”被窄窄的水溝包圍，水溝與河涌之間又隔著一條較寬的基圍……從海珠濕地蔓延到周邊的侖頭、土華、小洲和龍潭等村。工作人員說，這就是兩千多年前廣州先民的智慧結晶——高畦深溝。

　　1909年，美國著名農學家富蘭克林·金在此拍下了迄今所見世界首幅高畦深溝景觀照片。后來，美國園藝學家高魯甫、地理學家梁溥等對這里的“高畦深溝”做了深入研究。學者們一致認為，這是兩千年前廣州人充分利用高溫多雨、水網密布的自然條件創造出來的、極具嶺南水鄉特色的農業生產系統。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趙飛說，珠三角沖積平原平均海拔僅2米，不利于發展中原旱作。于是，先民修建基圍，將河涌與田地分開，再將田地劃分成若干小塊，小地塊之間再挖出約1米寬的水溝，挖出來的溝泥鋪在兩邊的地塊上，作為農作畦面。這樣一來，既可以抵抗臺風等嶺南常見的天氣，又可以在溝中種稻、養魚，畦面種蔬菜、水果，從而構成一幅溝中稻魚共生、畦上果樹成蔭的田園美景。

“高畦深溝”的生產方式至今仍在使用。

水溝之上搭著窄木板，農民跨過時如履平地。

　　2021年，海珠高畦深溝傳統農業系統成功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成為廣州農耕文化的“活化石”。

　　唐宋一年三季稻 “廣米”熱銷到杭州

　　正因為廣州先民這種探索精神，到了隋唐時期，廣州“一年兩熟”的水稻耕作制度已相當普遍，“一年三季稻”也不少見，糧食產量大大提升。不過，此時廣州整體農業水平與中原地區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轉機出現在宋代。靖康之難后，中國開啟大批北方人南下移民潮，廣東人口激增。為解決吃飯問題，人們敢于與滔滔江水、海浪搏斗，以水為師，修建水利工程，變珠江水患為水利，創造出成片的肥沃良田。今廣州、佛山、江門等地均有興修水利灌溉工程的記載。據統計，僅珠江三角洲，宋代就有桑園圍、長利圍、赤頂圍、金西圍等28處堤圍。當時，又恰好引入高產的越南占城稻，廣東特別是珠三角的糧食可耕作面積和產量迅速提升，成為我國南方的重要糧食產區。

　　廣東，連同在廣西出產的稻米，不僅自給，還成為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銷外地。廣州憑借其濃厚的商貿文化和便利的交通樞紐成為全國性大米市。廣西、珠三角的稻米，先集中于廣州，然后運往沿海各地出賣，被稱為“廣米”。南宋著名地理學家周去非，常年活動于兩廣地區，對這里的水稻貿易活躍有很深的感悟。他在《嶺外代答》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田家自給之外，余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說的是當地人種的水稻，自用之余被商人以低價買入，然后一船接一船地運到廣州，以高價賣出。“糶”就是“賣”，“糴”意為“買”。今廣州解放路、中山路與惠福路路段，有一條長約200米的米市路，從宋代開始直到明清，一直是大米交易一條街。“米市路”的地名正由此而來。當時，米市路與城西南的南濠口、西澳碼頭（今詩書街、省中醫院一帶）近在咫尺，運米方便。

　　曾幾何時，“廣米”還源源不斷地輸往福建以及“蘇湖熟，天下足”的長江三角洲。宋代理學家朱熹在福建任職時曾說：“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意思是說，兩廣地區糧食充足，每年都有商人將糧食通過海路轉運販賣。關于廣州每年運銷福建的糧食數量，我們不得而知。但朱熹說，僅建寧府一處，一次購買廣米“須得十余萬石，方可濟用”。南宋末年錢塘（今杭州）人吳自牧，親眼見到“廣米”被販往杭州。他在《夢粱錄》中說：“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鋪家。然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可見，當時廣州農業商品化的特征已經很明顯。

　　基塘農業 商貿田園

　　到了明清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繁榮，商品經濟發達，廣州人在早期高畦深溝的基礎上，又探索出獨具特色的基塘農業，專業化種植“果基魚塘”“桑基魚塘”和“蔗基魚塘”，廣州地區農業商品化躍居全國先進行列。在綿延千里的沖積平原上，塘魚、荔枝、桑蠶、甘蔗、茶葉等經濟作物，共同編織著一個國內少有的商貿田園。

在海珠濕地公園采摘黃皮。

　　荔枝龍眼被“預購” 桑基魚塘成美景

　　早在明代，不斷探索的廣州先民，就把低洼的土地挖深為塘，飼養淡水魚；將泥土堆砌在魚塘四周成塘基，既可減輕水患，又可以種果樹，既有生態效應，又有經濟效益，與早期的高畦深溝農業一道，被譽為珠江三角洲傳統農耕文化中的兩顆明珠。

　　據《珠江三角洲農業志》統計，明萬歷九年（1581年）廣州府下的南海、順德、番禺等縣課稅魚塘約16萬畝，約合基塘面積40萬畝。起初，多以果基魚塘為主，荔枝、龍眼等佳果為盛，甚至有不少地方，將水稻田改為基塘田，種植佳果。明末清初屈大均對當時廣州大面積種植水果頗有感觸，在《廣東新語》中說：“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為基，以樹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于基。”他還說：“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在廣州河南（今海珠區）一帶還盛產茶葉、鮮花等經濟、園藝作物，“土活而人勤，多業藝茶……是曰河南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全國獨留廣州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購生絲，桑基魚塘越來越多，果樹種植開始由平原向丘陵、崗地轉移，平原地區興起了桑基魚塘。“桑基魚塘”的生產方式是：蠶沙（蠶糞）喂魚，塘泥肥桑，栽桑、養蠶、養魚三者有機結合，形成桑、蠶、魚、泥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避免了洼地水澇之弊，營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態環境，收到了理想的經濟效益。因此，當時還出現“境內有桑塘，無稻田”的情景，部分地區“皆以蠶為業幾乎無地不桑，無人不蠶”。1992年，桑基魚塘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范”。

　　當時，整個珠三角的果桑等商品農業極為繁榮，生產出全省一半塘魚、七成蠶絲、一成半蔗糖，成為生產專業化程度最高、經濟總量最大的片區。荔枝、香蕉、柑橘、楊桃等水果每年大量銷往北京、天津、香港等地，甚至荔枝和龍眼尚未成熟，就有商人來預訂；桑基魚塘更是支撐起全球性生絲貿易，以至于水稻等糧食種植面積下降。據清道光《南海縣志》記載，雍正皇帝曾朱批，“在廣東本處之人……將土地多種龍眼、甘蔗、煙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雍正皇帝的憂慮，恰恰折射出傳統農業與商品經濟在廣州熱土上的交融。

　　廣州“農林”遠近聞名 試驗場育出“千粒穗”

　　100多年后，中國最早的農學刊物《農學報》登載了光緒皇帝上諭：“農務為富國根本，亟宜振興。”一批有志之士投身“振興農務”，在廣州這片熱土上，用科學與熱血書寫中國近代農業科學化。唐有恒和丁穎院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位于廣州老城區之東，緊鄰天河商圈，有很大一片區域，冠名“農林”，有農林上路、農林中路、農林下路，又派生出一至九橫路。為啥“農林”二字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唐有恒功不可沒。1908年，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畢業的唐有恒，回到廣州。此時，正值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各省設勸業道，改良農事，以裕國富民，安邦固本。廣東勸業道由廣州知府陳望曾擢充。陳望曾知人善任，移樽就教唐有恒，與之商議籌辦農事試驗場之事，兩人一拍即合。唐有恒隨即勘定廣州東門外犀牛路（今區莊附近），創辦廣東農事試驗場（后改名“廣東農林試驗場”），開展農業試驗研究，附設農業講習所（華南農業大學前身），培養農業人才，開始了中國最早的近現代農業高等教育。這里背靠白云山余脈，珠江回流于前，背山面水，北靠東沙馬路，是市區通往燕塘的要道；南臨廣九鐵路東山車站，交通方便，利于參觀者往返。

　　直至1923年結束，廣東農林試驗場存續15年，成果斐然，開創了試驗場進行農業調查的學術傳統；率先提出以技術進步解決缺糧問題；最早對廣東蠶業改良和糖業改良進行研究等，最出色的當數這里走出了“中國稻作之父”丁穎。

　　1924年，36歲的丁穎踏著唐有恒的足跡歸來，在試驗田里埋首苦干，在犀牛路尾發現了野生稻，推翻了“水稻印度起源說”，并將其命名為“犀牛尾”；1927年丁穎院士用“犀牛尾”的自然雜交后代，成功選育出世界上第一個具有野生稻血緣的新品種——“中山1號”，開創了我國利用栽培稻與野生稻雜交選育新品種之先河，由此衍生出“中山占”“中山紅”等開創性品種，在兩廣地區廣泛種植達大半個世紀之久。他又選育出每穗多達千多粒的水稻雜交種，俗稱“千粒穗”。這一發現震驚中外，為提高我國糧食生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唐有恒到丁穎，這群農學先驅務實、進取，在廣州撒下現代農業的種子，誕生了一大批影響全國的農業科學家，僅在華南農業大學校史館內，就列出了至少12位院士，成為廣州農業發展史上的璀璨明星。今天的農林路上，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一片繁華，當年試驗田里的稻穗早已化作滿天星斗，科學家們用科學助力傳統農業的轉型，為新中國成立后廣州農業革新和科技興農積淀了沃土。

　　引領風氣 科技興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廣州農業生產更貼近市場，遠郊耕地多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主城區周邊的蔬菜、水果、花卉、養殖等專業基地繁若星辰，番薯、荔枝、柑橘、橙子、楊桃等農副產品一度成為出口創匯的主角。改革開放以來，廣州敢為人先，在全國率先放開塘魚價格，開啟了“菜籃子”流通體制改革，農業文化大放異彩。進入21世紀，廣州又以新科技開創超大城市都市現代農業新局面。

　　“江高模式”名聲響 “一尾活魚”敢為先

　　1957年4月25日，越秀山腳下的中蘇友好大廈前彩旗招展，首屆廣交會在此拉開帷幕。彼時展出的萬余種商品中，扁豆、柑橘等農副產品占據半壁江山，囊括了六成左右的成交額。看似尋常的“土特產”，竟成為新中國初期突破經濟封鎖的利器。正如當年參展商所言：“每筐柑橘里都裝著新中國的志氣。”

　　這種志氣也體現在廣州人如一的敢為人先精神。1975年，23歲的譚鉅添決定闖一闖，他帶領幾名青年來到如今的廣州白云區江高鎮，在一片荒野上搭起雞棚，創建江村大隊養雞場，在全國率先嘗試“龍頭+農戶”的養雞模式：雞場為農戶提供種雞、養殖技術，并統一回收農戶的成雞，進行集中銷售。沒承想，這一闖，竟闖出了全國最早的農村專業合作經濟模式。到了1983年，江高鎮至少有1000多家養雞專業戶，成為遠近馳名的養雞產業基地。為了解決銷路問題，譚鉅添決定運一批雞到香港市場試一試。沒想到，這一試，為江高雞打開了一片新的藍海。1986年，江村大隊養雞場出口到香港的白雞數量增加到90多萬只，第二年更是增加到130多萬只。江村大隊養雞場的雞不夠賣，就把兄弟雞場的雞收購了。最后附近雞場的雞都不夠賣，甚至還要收購黃埔、番禺、從化乃至周邊南海、三水的雞。

　　這種產業化、專業化、社會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很快受到廣泛關注。1988年，《人民日報》記者到雞場參觀，發現這里的農民有騎自行車的、有開摩托車的，還有開拖拉機的。對此，記者十分驚訝。當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新的組合——“江高體系”評介》，向全國介紹廣州江高的農業創新模式。這種模式命名為“江高模式”，成為中國農業產業的先行者，一時間，全國各地都派人來廣州學習。在“江高模式”的帶動下，曾經的江村大隊養雞場發展成為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的廣州市江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此同時，廣州又率先進行農產品價格闖關的大膽嘗試，在這方“生猛”的土地上，一個個“第一”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1978年年底，廣州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可以自由貿易、自由議價的河鮮貨棧，打破了單一價格的舊做法，嘗試隨行就市、按質論價等新方式，老百姓終于吃上新鮮活魚。此后，又陸續開辦了農貿市場，放開農副產品價格。20世紀90年代，黃沙水產市場成為全國最大的鮮活水產集散地，江南果菜市場更是東南亞最大的果菜批發市場，來自世界各地的農產品24小時全天候在廣州集散流轉，猶如珠江潮水晝夜不息，書寫廣州敢為人先的膽識和生猛。

　　年輕人田野寫傳奇 土地也是星辰大海

　　養殖和種植基地紛紛引入黑科技，賦能農業生產，廣州又蹚出一條都市現代農業新路。在極飛超級農場里，工作人員正在插秧車上安裝自駕儀。過上幾天，這輛插秧機將在這里上演稻田里的無人駕駛。近年來，各種農業新科技的出現，讓廣州極飛科技走上智慧農業的前臺，在悠久的廣州農業文化畫卷上，畫上一筆精彩的時代注腳。

　　說起超級農場的故事，極飛科技公關經理妥紅艷如數家珍。18年前，極飛科技創始人彭斌等幾個熱愛航模的年輕人在廣州創辦了一家無人機公司。原本準備在科考、巡檢、搜救、物流等領域打拼一番事業，最后卻將傳奇故事寫在鄉野田間。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13年。這年秋天，彭斌等人去了一趟新疆，當無人機第一次掠過棉田噴灑藥劑時，他們突然意識到：比起城市上空的航拍，鄉野間這片土地才是科技最滾燙的星辰大海。于是，極飛開始了從泛行業無人機公司向農業無人機公司的第一次蛻變。接下來的短短幾年里，極飛科技的工程師把代碼寫進泥土，先后研制出農業無人機、遙感無人機、農業無人車、農機自駕儀、農業物聯網……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聯網、AI識別、云計算等前沿科技，讓傳統農業從低效率、靠經驗的人工模式轉變成高效、智能模式。

　　如今，更多熱愛科技應用的年輕人加入到“新農人”隊伍中。“90后”的種糧大戶梁亨達是廣州增城人。增城是中國著名的“絲苗米之鄉”。絲苗米以“細長，無腹、心白，軟硬適中，芬香可口”而廣受中國人的喜愛。2018年，增城晚稻遭受嚴重的稻飛虱蟲害，傳統的人工防治方式根本無法解決。就在全家人焦頭爛額之時，梁父聯系到了當地極飛植保隊，用無人機噴灑防治藥物。近百畝的稻田，不到一小時就全部完工，效果十分好。梁亨達第一次見識了科技的魔力。第二年，他就辭掉了國企工作，成為一名新農人。有了高科技賦能，梁亨達和父親將稻田規模擴大到了2000畝，并成為當地的種植大戶。

　　一部手機“養好魚” 智慧農業開繁花

　　一條全新的科技興農道路正在鋪就。在這條道路上，梁亨達、彭斌并不孤單，還有一大批廣州的先行者。

　　在廣州南沙的誠一集團智慧漁業基地，陽會軍博士常常穿梭于塘頭、車間，成為廣州水產養殖破繭成蝶的生動注腳。這一切，都得益于陽會軍23年前的一個驚人之舉：辭去安穩工作，創建誠一水產科技公司。憑借當時先進的膨化飼料和專業技術服務，陽會軍很快就賺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8年，陽會軍在推廣草魚膨化飼料時發現了規模化養殖草魚的商機。從2010年開始，他便在廣州南沙租下一片3000多畝的蓮藕塘，改造成標準魚塘。憑著多年的摸爬滾打，陽會軍嘗試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平臺，大膽推出投料機，通過電腦設定自動精準定時投喂，三臺投料機、三個人就可完成上千畝的投喂，不僅提高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成活率。

　　此后，一代、二代、三代……越來越智能、完善的設備使整個養殖場地變成廣州智慧農業養殖的樣板，養殖基地規模也擴大至4000畝、6800畝，年產量達2萬噸，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草魚養殖示范基地。如今，在波光粼粼的魚塘旁，屹立著無數高大的智能投飼機，養殖員輕松點一點手機，就可以實現水質、氣象在線監測，遠程自動化精準投喂，一鍵“智慧養魚”。廣東誠一集團的智慧養殖技術正在全國多地落地開花，海南、湛江、吳川、雷州等地的養殖基地，都流淌著廣州智慧農業的基因。

　　從珠江口的一片熱土到輻射全國乃至全球的智慧網絡，極飛科技、智慧農場、誠一集團，還有廣州大吉沙島的智慧農場、黃埔隆平院士港、南沙華農漁業研究院等，都是廣州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精彩縮影。

　　如今，廣州正錨定都市現代農業強市目標，奮力打造農業新質生產力，在穗涉農院士多達21名，共同推進農業“數智化、綠色化”發展，讓傳統水稻田變身“數字農場”，打造云端豬場，把蔬果魚蝦搬進工廠……以新潮科技賦能廣州“米袋子”“菜籃子”“果盤子”。

　　悠久綿長的農耕文化正融入鄉村和都市發展，嶺南荔枝種植系統（增城）、海珠高畦深溝傳統農業系統、增城絲苗米文化系統等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煥發生機，與繁華都市各美其美、交相輝映，彰顯嶺南農耕文化的獨特魅力，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廣州答卷”正在南粵大地上徐徐展開。

　　繁華都市的現代農業

　　廣州村域面積56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的75%；

　　3項國家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海珠高畦深溝農業系統、增城絲苗米文化系統、嶺南荔枝種植系統；

　　全國認定生產基地2485個，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36個、國家地理標志保護農產品11個。